印度外长苏杰生近日在新德里发声，表示印度企业面临着获取中国商务签证的困难，签证批准率从接近100%骤降至20%至40%，这使得许多高管不得不将重要会议移至新加坡和曼谷等地。尽管他在表态时相对温和，然而其传达出的焦虑却不言而喻。据《经济时报》报道，近期印度企业在申请赴华商务签证时，获得批准的概率急剧降低。一家大型电子制造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透露，拒签率已经激增到95%。电子制造、汽车配件以及人工智能等领域的企业无法派遣高管和技术团队前往中国，项目进程随之停滞，导致许多企业的关键会议不得不在其他国家进行，导致差旅费用上升，沟通效率显著降低。印度媒体对此现象讽刺性地称之为“签证墙”，暗指中国在用签证政策制约印度企业。 然而，这堵“签证墙”究竟是谁构筑的？必须厘清的是，签证政策的收紧并非始于中国。事实上，印度自身于2020年加勒万河谷冲突后，迅速收紧了对中国公民的签证管理，旅游签证全面停发，商务签证则需要经过“事先安全审查”。中国公民被划入优先审查类别，与巴基斯坦、阿富汗处于同一层级，所有签证均需经过多级审批，时间大幅延长。同时，印度还出台了“3号通告”，对中资企业的投资设限，包括持股比例和高管任职限制，禁止中企在印度企业中担任关键管理岗位，并封禁了多款中国应用程序，理由均为“国家安全”。 在这种背景下，六年多以来，中国企业和商务人员在印度面临系统性的歧视性限制，签证和投资均需特批，严重影响了中印经济交流。有数据显示，以往一年印度向中国公民发放20万张签证，而如今的签证审批成了亚洲最严格的限制措施，仅此一项，造成了印度电子制造业约150亿美元的损失和十万个就业岗位的流失。而中国在签证政策上却始终保持着克制，未对等收紧。 当前，电子制造、汽车零部件以及先进AI初创企业是受影响最大的行业，这正是值得深思的细节，这暴露了印度在科技自主问题上的现实困境。尽管印度在AI领域推出了多种技术和产品，但其实其背后的核心硬件与供给链仍高度依赖于中国，在硬件制造、精密零件及传感器等方面，绝大部分来自珠三角地区。为了将AI技术落地，印度企业必须频繁访问中国工厂进行调试，但随着签证审批的收紧，国内高管和技术团队无法顺畅进入中国，导致实施进度被严重拖延，对急于抢占市场的初创公司而言，这无疑是一种致命的打击。 固守“脱离对华依赖”的口号的印度政府，反而使其自身最具竞争力的科技和制造业受到实际影响，加深了那种“说和做之间的矛盾”。苏杰生的温和态度，实际上反映了印度当下的尴尬处境。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对外强硬，表明在与中国的沟通中，印度现在是处于求助的一方。 目前，印度政府面临着左右逢源的窘迫局面。一方面需要在政治上采取强硬姿态，以迎合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尤其是在边境问题以及台海问题上持续发声；另一方面，经济上却无法承受巨大的贸易逆差。2025至2026财年，中印双边贸易总额预计达到1511亿美元，印度对华逆差更是超过1121亿美元，几乎是全年国防预算的四倍。 面对日益扩大的贸易逆差，印度在对华贸易中依赖性愈加明显。如此矛盾的局面，使得印度政府需在对华政策上找到一个平衡，然而单方面要求中国放宽签证而不改变自身歧视性政策，根本无法形成合理的基础。苏杰生所谓的“沟通”，实际上藏着一种试图在不放松自身政策的情况下，要求中方给予更多便利的算盘。